來德國之后，身邊的歐洲小伙伴動不動就會三四五六種語言。乍聽了不得，然而這三四五六種一般都屬于拉丁語系或日耳曼語系，許多詞語甚至句法都是同根同源的。我就很不服氣了：憑什么漢語普通話跟英語相差那么遠是兩種語言，德語和荷蘭語、挪威語和丹麥語這么像也算是兩種語言？或者說，到底怎么才算一門語言怎么才不算一門語言？西歐的各種語言換到*語境下怎么好似*的各大方言（dialect or topolect）？有些所謂的“不同語言”——如挪威語和丹麥語（沒有挪威或丹麥的朋友，亂說不怕）——還是互通的，而一個只會普通話（或官話的某一支）的*人未經學習應該完全聽不懂粵語或閩南語。然而，會說挪威語和丹麥語的可以說自己是“會說兩種語言”，到一個會說普通話、粵語和閩南語的人身上就變成“除了滿大林，我還會說兩種方言”了。（注：我有些朋友不認同或不喜歡“官話”這一說法，為了避免冒犯人，我想著既然蔣介石有“常凱申”這一中西結合的小名，把官話稱為“滿大林”又何妨？） 　　更蹊蹺的是，多掌握的這些“方言”有時似乎還成了負擔。有一次，我跟一個廣州的朋友在爭論誰的普通話口音更重。我們一邊指控對方“廣東腔”重得不行，一邊急忙調整自己的口音，拼盡全力舍棄“啦”、“噢”、“誒”這種廣東味濃重的語氣助詞，希望讓自己的普通話聽起來更加“標準”。爭執不下，我們叫來兩三個北方（秦嶺淮河以北的那個“北方”，不是廣東人口中的“北方”）的朋友當裁判。可能因為我朋友用粵語比我用潮汕話更加頻繁因而講普通話的時鄉音更重，根據兩三個北方來的非專業評委判定，我的普通話在“標準度”上還是更勝一籌。我洋洋得意。 　　后來回想起這件小事，覺得有些詭異。兩個廣東人，為什么在比拼誰的普通話聽起來不“廣東”？生在廣東、長在廣東、在家里不講普通話，說起普通話來有廣東口音，難道不是正常、自然而又美麗的事情？ 　　之前，我以為一種“話”是不是一種語言是顯而易見的，有個世界通用的標準。“滿大林和粵語顯然是同一種語言嘛，用的都是一套書寫系統。”乍一看，這種論斷好像沒什么問題。但問題是，且不說粵語有自己“非正式”的書寫系統，這種論斷所謂的“書寫系統”指的是哪一套書寫系統？新文化運動以前，這種“書寫系統”應該是文言文。但文言文與任何一種漢語方言都是雖有千絲萬縷聯系但相去甚遠——它與*各方言的關系更像拉丁語之于印刷術普及前的西歐諸語。如果說因為有文言文這一套統一的書寫系統，滿大林和粵語就是同一種語言，那所有發源自拉丁語的歐洲語言也可以放在一起視作一門語言了？不對不對。 　　那如果這“書寫系統”是“現代漢語”呢？畢竟，我們現在的書寫系統不是文言文，而且也很統一嘛。但現代漢語的書寫形式以白話文為基礎，而白話文又以滿大林——特別是北京及其周邊地區的滿大林——為基礎，若說因為現代漢語書寫系統統一，滿大林和粵語即是同一門語言，不是循環論證？另外，粵語“非正式”的書寫體系，雖然用的依舊是漢字，但不通粵語、只通滿大林的人大概只能看懂幾成（例如下面這句很普通的粵語文字：“我琴晚翻咗屋企，因為我姑婆搵我傾計”）。若新文化運動之時，廣東省內有一個獨立的“粵語白話文”運動，今天嶺南的語言景象可能會不大一樣（歷史決定論者們會說當時的經濟、政治、社會條件決定了這樣的事情不可能發生——那就當我什么都沒講）。 　　其實單單“普通話”這個詞就已經很值得端倪了。雖說“普通話”是一門剛被建構起來不久的語言，但因為這種“建構”有其基準，“普通話”這個叫法便不無惑人之處。首先，普通話實際上是滿大林的現代標準化形式（因此也稱現代標準滿大林），但實際上不只有官話有其“標準形式”，粵語、閩南語這些都有，但我們卻用“普通話”特指“滿大林普通話”。其次，由于避開了“官話”或“北京話”等名稱，“普通話”這一叫法還讓人有一種學這樣一門語言對大家都很公平的錯覺（“新*，新氣象；普通話，一齊講！”——我編的）。但實際上，在剛推廣普通話的當年，學習普通話對于北京人、四川人和廣東人而言，難度不可同日而語（依次遞增）。也就是說，所謂的“統一的書寫系統”并非聽起來那么簡單，粵語與滿大林是否同一門語言也遠非顯而易見（本文作者在這個問題上不站邊）。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即便是在漢人當中，推廣普通話對操不同“方言”的人而言也絕非公平，甚至有強加之嫌。由此看來，兩個廣東人極力擺脫自己跟“廣東腔”的干系可謂“虛假意識”的一個例證。 　　那么，為什么“普通話”這一殊榮被滿大林搶了去，沒有粵語或閩南語的份？這里可以來一些簡單粗暴的事后解釋：滿大林作為一種書寫語言被廣泛使用，可能是從新文化運動開始。新文化運動推廣的白話文肩負著一個特殊的歷史使命，也就是將與國族構建息息相關的文學想象傳播給不懂文言的大眾，不分南北。但這種區別于文言文、以口頭語言為范本的新興書寫語言，其構建與南方諸語沒有太大關系。新文化運動以前，滿大林的個別變體作為口頭語言就已經在精英階層、特別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中占主導地位；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之時，南方各大語系的使用者加起來可能與滿大林（各種變體）的使用者不相上下（對不起，這種南北二元分法忽略了四川、貴州等也廣泛使用滿大林的南方地區、北方少部分使用晉語的地區以及少數民族地區），南方任何一種方言（或語言？）單拎出來都不可能在使用人數上與滿大林相比。一方面，南方語言多樣性太高；另一方面，政治和文化中心都靠北。

　　文字的出現滯后于口頭語言——盡管書寫語言會反過來影響口頭語言。拋開出現時間不講，這兩者普世化的時間點也相距甚遠。口頭語言可能是人類溝通的最重要工具，而書寫語言在十六、十七世紀以前則與普通老百姓沒有多大關系。在中世紀歐洲和明清以前的*，書寫語言和口頭語言是相對獨立的存在。民族主義者喜歡統一語言，其中一個原因便是想利用人們對與這兩者差別的模糊認識。一方面，“我們都是法蘭西人民”、“我們都是炎黃子孫”這樣的口號需要一些方便的佐證，必須有某些“自古以來”便是如此的標識。像語言這樣看起來歷史悠遠同時又是情感載體的東西，自然要擔此重任。如果我們用的是同一種語言，那不就說明我們“同根同源”？沒有語言的統一，我們進行“想象”的媒介都不同，何來一個統一的“想象共同體”？從19世紀中下葉開始，遠在巴黎的法國*往法國各地輸送講授“標準法語”（也即巴黎法語）的教師，“將農民轉化為法蘭西人”（尤金·韋伯語）；同樣地，高舉*民族偉大復興旗幟的新*成立之后，也通過推廣教育、標準化新聞廣播所用語言等方式，在努力地將講話讓人聽不懂的南越群蠻轉化為符合新時代要求的華夏兒女。 　　是語言還是方言，看似是一個事實性問題，但到頭來可能還是像那誰說的一樣，許多“客觀事實”都是由權力所生產。不過這種問題也是無聊想想就罷，畢竟撇開國族構建不說，一門通用語對于促進交流、推動和平、加快經濟增長（有沒有背漏？）應該是有好處的。